李力安，1920年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先后在中共党的区委、县委、地委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中央人事部、中央组织部、中央财贸部等单位工作。1964年后，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第二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省委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86年后任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1993年至今任当代中国国史研究所所长，先后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记者：在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请您对国史及国史研究的问题谈谈看法。
李力安（以下简称李）：所谓国史，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就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民族的历程。从时限上来说，国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现实性强。昨天的历史，即是今天的研究对象。因此，从现实与过去相结合的角度，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于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搞好今后的各项工作，具有最直接的意义。从内容上讲，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线索，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以后，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因此，认真研究与总结社会主义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经验，不仅对于我们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更由于中国是在经历了苏联东欧剧变的严峻考验后，仍岿然不动并继续充分展示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生命力的国家，她的历史和经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50年来，赢得民族独立和尊严的中国，不仅在政治上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大国，并且在经济上也有了飞速的发展。综合国力名列世界前茅，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全面总结和研究它的发展历史与发展道路，在世界范围内也将产生广泛的影响。盛世修史是我国史学的传统，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很重视历史问题。
记者：国史研究的内容与中共党史社会主义时期的研究范围有许多是一致的，那么，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李：研究国史，必须充分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和核心作用；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也必然要以党如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其核心领导作用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并且，两者在研究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立场上也是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两者是一致的。加上过去的50年间，我们在政治制度建设上有过党政不分，或以党代政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条件下，还有过“踢开党委闹革命”，以政代党（各级革委会管理一切）的现象。因此，写这段历史，要把两者完全区别开，是很困难的。但是，从学科分类的角度看，党史属于专史；国史则属于通史性质的断代史（在世界范围内是区域史）。党史要充分反映党的自身建设和组织发展，要讲党的理论、政党学说和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其他思想的交锋；国史要充分反映党的自身建设和组织发展，在讲党的理论、政党和国家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之外，还要讲民族、疆域、领土等问题。可以说，在有些问题上，两者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在另一些问题上，虽然两者都要研究，但侧重点各有不同。总之，研究和撰写党史、国史，要找到它们各自的侧重点，从而揭示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记者：由于国史研究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读者很关心国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问题。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李：的确，当代人写当代史，许多问题既是历史，又是现实。这种特点给国史研究带来两方面的不利因素：一是很多事物仍处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其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影响和作用也往往还没有充分展现，这势必影响研究者对事物的认识和评价；二是人们同刚刚经历过的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认识上容易带有感情因素，难免会产生片面性。前者出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后者则是主观因素的影响。我们只有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党的立场、社会进步的立场上看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客观地解释与认识历史现象与历史规律。
记者：这样说来，国史研究的理论指导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李：是的。历史研究绝不是史料的简单堆砌，也不是繁琐的考据，而是要客观地记述和总结人民大众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使今天的实践能够循着更科学的轨迹前进。因此，理论指导是第一重要的。那么，当代中国史研究以什么理论为指导呢？当然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问题在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就历史而言，马列主义哲学尤其是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直接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阐述了人类历史的结构模式、发展动力、基本规律和辩证过程，并预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对历史学有整体的、全方位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她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阐明了许多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研究中国从古至今的历史都有指导意义。如果把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或者认为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那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另一种倾向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意义认识不足，只片面地强调其理论渊源，而对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认识不充分，从而忽视邓小平理论对中国当前各项工作的根本性指导作用，那也是完全错误的。应当看到，邓小平理论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全党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意愿，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对当代中国研究来说，邓小平理论具有更直接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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